在“國酒茅臺(600519,股吧)”商標通過初審之后，茅臺集團再次陷入到“商標爭議”之中—據《華夏時報》11月17日報道，日前，茅臺集團正式起訴貴州榮和燒坊酒業(yè)有限公司（簡稱“榮和燒坊”），而案件起因是“榮和燒坊”涉嫌侵害茅臺集團的商標專用權。

　　如果說，挑動“國酒茅臺”商標爭議的均為重量級選手（五糧液(000858,股吧)、汾酒等），那么，此番茅臺集團與“榮和燒坊”之間的商標爭議，則顯然是一場力量懸殊且有同門之爭嫌疑的對決。

　　實際上，類似與“榮和燒坊”之間的商標爭議，還廣泛發(fā)生在茅臺集團與茅臺鎮(zhèn)其他500余家酒廠之間。謂之為力量懸殊，是因為當下茅臺集團無論是產值還是利潤，已是茅臺鎮(zhèn)其他酒廠總和的近百倍；謂之為有同門之爭嫌疑，則主要指茅臺集團與“榮和燒坊”（王茅）、“成義燒坊”（華茅）和“恒興燒坊”（賴茅）之間，有著一段“扯不斷理還亂”的歷史淵源。而王茅、華茅和賴茅（合稱“三茅”）因其生產規(guī)模和歷史淵源，自然成為茅臺集團發(fā)動的針對茅臺鎮(zhèn)中小酒廠的商標戰(zhàn)中，理所當然的重點和難點。

　　1952年，在其時公私合營的潮流之下，茅臺鎮(zhèn)三家酒坊“王茅”、“華茅”和“賴茅”，合并成立了“國營茅臺酒廠”。而恰恰是這段嵌著具體時代特征的歷史，造成了當下茅臺集團與“三茅”之間，法理與情理兼而有之的商標爭議。

　　固然，純粹以“法理”而論，則“三茅”極可能是法律訴訟中的敗訴方，因為在合私合營時，“三茅”的資產以及字號，即已發(fā)生明確的轉移，而現行法律對此又不具備追溯的效力，故而茅臺集團對“三茅”的商標圍剿，形式上是完全合乎法理的�；蛟S正因為此，在今年初，國家商標局已給予茅臺集團“賴茅”商標的優(yōu)先使用權和專有權，這就意味著，如果“賴茅”商標正式下發(fā)茅臺集團后，賴茅酒廠的現行生產和經營將是違法行為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超越形式上的法理，而從更人性化的角度入手，我們又會感覺，茅臺集團對“三茅”的商標圍剿過狠，又過于不合情理。一是因為，當時公私合營對私人資產的補償明顯過低，且未必是其時資產所有者的完全自愿行為；二是因為，人格化特征濃厚的老字號商標，完全不響應其后人的情感訴求，則有可能會將商標所含的文化內涵消解。

　　如此，似乎構成了茅臺集團商標維權的“兩難困境”，雖可贏得法理，卻會失去情理，過于呼應情理，又會失去利益。

　　事實上，自2000年以來，在商標無形資產日益受到關注之下，諸多老字號的商標爭議，無不牽扯著上述“兩難”，爭議的一頭是公私合營后既成事實的商標擁有方，另一頭是飽含著親情歷史的家族傳承方—除茅臺與“三茅”之間的商標戰(zhàn)之外，如2002年，吳良材后人與公私合營后吳良材眼鏡公司，圍繞“吳良材”商標的爭奪；再如，2010年，廣州“三多軒”黃氏后人，與國企三多軒文房用品商店之間的商標糾紛；還有，去年爆發(fā)的廣藥與加多寶之間的“王老吉”商標拉鋸戰(zhàn)，亦出現了引人關注的王老吉后人……

　　盡管，在法制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，商標爭議的各方均應服從最終的司法判決，亦應遵守“法不容情”的法治原則。但是，我們同時應客觀地看待和分析歷史，雖然現行法律并不具備追溯效力，可相關的歷史事實卻無法切割。對于眾多老字號商標而言，姑且不論公私合營時資產所有人是否完全自愿，就其時所約定的“定息”政策，亦很少有按約定的額度和期限公平對待資產所有者的，而在改革開放之后，雖然國家鼓勵給原工商業(yè)者落實政策，但針對公私合營資產卻明確屬于國有，而對原資產所有人卻幾乎毫無補償。

　　客觀而言，對老字號商標糾紛的裁決，完全不考慮由具體歷史所造成的不公平，不僅于情理不合，亦有違1954年法律所規(guī)定的“保護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”。

　　再回到茅臺集團與茅臺鎮(zhèn)其他中小酒廠之間的商標爭議，對眾多假冒茅臺商標的中小酒廠，理所當然應該嚴令打擊，但對于“三茅”的現有商標（王茅、華茅和賴茅）卻不宜一網打盡，而應結合歷史給予其一定的使用權。而對于諸多仍處于爭議階段的老字號商標，則應制定統(tǒng)一的甄別機制，對公私合營時未按約定政策給予資產所有人的，則應對其后人相應地給予補償，以便徹底厘清情理欠債，為純粹的法理判決拓寬空間
來源：時代周報